“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大夫!”一名护士从病区的一头疾步走过来。白求恩正在办公室里书写病历。“什么事?”“那名姑娘想请你去一下。”护士急促地说。“好,我马上去。”白求恩说着,合上病历,起身向病区走去。
姑娘是一名只有十九岁的重症肺结核病患者,因为家庭贫穷,患病后耽误了治疗。她住进医院后,尽管白求恩进行了全力抢救,但已经很难挽救她的生命了。
姑娘在痛苦中挣扎。她眼窝深陷,脸颊烧得通红,几缕头发凌乱地散在额前。她看到白求恩来到床前,眼里闪过一丝亮光,吃力地抬起头。
“孩子,你需要什么吗?”白求恩轻声地问她。
“不……不,”见到白求恩,姑娘脸上露出微笑。她从内心感激眼前这位像自己父亲一样慈祥和蔼的医生。
白求恩知道,留给这位姑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的脑海里猛然闪过自己在特鲁多疗养院生死未卜时痛苦挣扎的情景,内心被深深刺痛了。
“白求恩大夫,您……您肯吻我一下吗?”这是姑娘恳切的声音。
白求恩迟疑了一下,随即弯下腰去,轻吻了姑娘的额头。
“谢谢您,白求恩大夫。”姑娘吃力地说着,脸上泛起满意的笑容。
回到办公室,护士急忙给白求恩采取预防措施。一个医生埋怨他,怎么可以在传染性极强的险症上冒这样的风险。白求恩认认真真地回答:“医生不能只靠药物来治病。”
一天,白求恩被人请去出诊,矫正另外一名医生搞糟了的骨科手术。本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手术,但由于病人出不起更多的钱,医生草率从事造成手术失误,病人将落下终身残疾。白求恩十分气愤,他忿忿地对同事们说:“一些人行医的资格就和中世纪的理发匠差不多。照我的意思,首先要把他们淘汰掉一半,让他们去站柜台,然后一定要让其余的人明白,他们是医生而不是商人。”
然而白求恩慢慢感到,问题远不是那样简单,现实开始使他思考更深层的问题。
一天傍晚,一阵急促的电铃声响起。他打开门,见一位满头大汗的青年工人站在那里。
“找我吗?”他问。
“您是白求恩大夫吧?”
白求恩点点头。青年气喘吁吁地告诉他,他的妻子即将分娩,他去附近几家医院请大夫,可是因为付不起出诊费均被拒绝了,他只好找到这里碰碰运气。
没有任何推辞,白求恩带上器械和药品就跟他上路了。一直走到郊外他才明白,这个工人的家原来就是一辆废弃的破汽车。
这里苍蝇成群,老鼠遍地,人怎么能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他告诉这个工人,这样的环境不利于产妇和婴儿,如果他希望妻子和孩子都平安,他得想办法换个地方才行。
那工人叹了口气说:“我是失业工人。”
失业意味着什么,他在大学时代就懂得了。白求恩没有说什么,拉开门,钻进这个所谓的“家"里为产妇接生。眼前的产妇年纪还没有超过三十岁,她的前额却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皱纹,黄黄的松弛的皮肤说明她缺少起码的营养。孩子顺利地出生了,瘦的皮包骨头,体重没超过五磅,看来活下去是很困难的。
不管怎样,白求恩向孩子的父亲表示祝贺:“恭喜你,第一次做父亲的人。”
那工人摇摇头:“不是第一次,是第三次,前两个已经死了。”说完,工人掏出一块钱来,难为情地塞到白求恩的手里:“白求恩大夫,我这点钱实在不能说是诊费,可是我只有这么多了。
拿着那张还带着体温的钱,白求恩惨然一笑,塞回工人的口袋里。那工人以为他嫌少,有些着急。白求恩拍拍他的肩膀,充满同情地说:“这算是我给新生命的礼物。”
青年工人笑了。白求恩觉着那笑里含着无限的苦楚。
白求恩开始在双重位置上看这个社会了。作为医生,他直接观察到疾病怎样把穷人送到死神那里去;作为卫生部的顾问,他看到了一些令人痛心的统计数字:1931年,蒙特利尔百分之二十男劳工失业,百分之十的女劳工失业。1931年至1932年间,有十万蒙特利尔市民靠国家救济生活。每一千人就有二百一十三名儿童死于疾病。1933年每四个劳动力就有一个是靠救济生活;1934年,蒙特利尔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失业。
也就是在研究有关统计表和文件时,白求恩吃惊地发现一个奇怪的矛盾:外科疗法越进步,医院里接收的肺结核病人越多。他还发现,生活水平最低的魁北克省,肺结核病的发病率比加拿大任何其他地方的发病率都高。很多出不起医药费的病人,为到医院求治而倾家荡产,但治好出院后不久,旧病又复发了。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贫穷是疾病的根源。最需要医疗的,正是那些最付不起医疗费的人。
白求恩开始向政府部门呼吁,找卫生部门的官员们陈述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的反映却非常令白求恩失望。几个月的游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白求恩试图以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当他决定办一个专为穷人看病的诊所时,一位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欣然同意与他合作。他们的诊所就设在蒙特利尔凡尔登郊区这位秘书的办公室。这个加拿大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免费医疗单位,定于每个星期六中午给那些付不起医疗费的妇女、儿童、老人看病。
白求恩的榜样作用微乎其微,几乎没有什么人仿效他,反而认为他的举动“古里古怪”。由于没有足够的经费维持,时间不长,诊所不得不停办。
白求恩不死心,又约了几名志同道合者一同发起成立蒙特利尔市保卫人民健康委员会。他针对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城市医疗制——医生一律实行薪金制;义务保健——由社会全体支付保健费;自愿保健制;失业者保健制。他利用一切场合宣传他的见解。在一次会议上,他大声疾呼:“让我们不对人民说:‘你有多少钱?’而说:‘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你们服务?’”
白求恩良好的愿望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通过痛苦的磨炼和分析思索,他终于认识到,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给人民带来病痛和灾难,单纯的医疗技术是不可能完全解除的。只有同时投身于消灭这个不合理制度的运动,才能真正解除人民的病痛疾苦。
1936-1937年白求恩在西班牙战场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八个月,组织了一支战地输血队,在一百多公里的战线上抢救伤员
1935年8月,白求恩借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的机会,访问参观了苏联。在三周的时间里,白求恩会见了著名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参观了众多的医院、疗养院。在列宁、斯大林首创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他看到,产业工人享有公费医疗的优先权。在各诊疗所和疗养院里,一切医疗都是免费的。由于有效的防治,结核病的死亡率只是沙俄时代的五分之一。这一切使白求恩心悦诚服,兴奋异常。他有这样一种感觉:一个新的试验正在古老的俄罗斯进行着,它将对全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白求恩回到加拿大,向许多人谈起了自己苏联之行的观感。他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赞美,使不少同事吃惊,有位同事当面说他被“洗了脑筋”。
白求恩半是开玩笑半是正经地拍拍额头:“是洗成红色的了吗?”
白求恩开始与一个叫做“苏联的朋友”的加拿大共产党组织接触,并与魁北克省共产党书记斯坦雷·瑞森建立了联系。从瑞森那里他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书籍。通过学习,更加坚定了他走革命道路的决心。
1935年11月,白求恩加入加拿大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送给我一个新的名誉地位,我现在是医学博士,皇家外科学会会员,同时是‘白同志’,这是一个光荣的称号。我觉得已经踏上一条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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